社会行至如今，权源不乏律法章规之赋，且人口兴旺发达，权人亦必定遍及天下，几无遗漏

数年来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司法人事制度、 司法独立等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活跃讨论的良好局面，也确实收到了直接的效果。2001年9月最高法院发出暂不受理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类民事赔偿案件的通知。

这种法律规定产生了滑稽的效果，即法庭像演戏，公开开庭时，律师声嘶力竭辩得再得力，不如检察院向法院一个内部电话沟通的意见更管用。第九、可以大大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预测2008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将达到12％左右，假定每个月升值速度为1％，则每个月外汇储备损失则为119亿美元。这里，如何惩办是次要的，惩办只是一种吓阻功能。无论是经济提速、治理整顿、软着陆、关停并转、资源出让、税收、外汇、国际金融、币值等，中国莫不是依靠政府在进行调控。

有的学者提出借鉴1949 年12月16日政务院颁布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把全国划分为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6大行政区，同时在全国设立六个最高法院分院的做法，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司法区，设立6个大区法院。因此，现在的环境下我们讲司法改革，首先还只是一种政治需要。对政法各部门的具体业务、具体工作，都应由各部门自己商讨、研究和贯彻落实。

古代智者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惟愿先辈赐给我们的智慧，能使中国法制度尽坎坷，获得涅槃。当此时刻，重温并且深度解读一位长期担任中国政法界最高领导人关于民主与法制的体悟与见解，当大有裨益。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在着力于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再度考虑到改革党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体制问题。

法治发展经历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个阶段，犹如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要补上商品经济的课一样，社会主义以法治国的形成也不能逾越形式法治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60多年来对民主、法治的探索，集中体现在少数领导人的民主、法制思想之中。

研究法制建设的成效、成功经验与进一步改进与加强的措施。八二宪法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这与彭真当时领导这部宪法的修改工作有密切关系。中国则是先有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国家政权也是在党的主导下建立的。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

这份文件，就是《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简称指示）。乔石的上述思想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民主出场下的法制才有力量世界各国法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法制在其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一个孤行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法学家和法律界都在为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争论不休，法制所蕴含的制度文明要素在这种争论下被深度遮蔽，由此而决定了此后中国法制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革命话语笼罩法治话语，对革命成功经验的高度依赖，以及最高领导人和主管政法的主要负责人的法理念和法思想，对法制发展的方向和品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领导人的见识和阅历又成为决定民主、法制的发展样态的关键条件。

它包括执政党的资格条件的合法化、执政党权限的法治化和执政党活动程序的法治化。所谓程序合法性主要是指执政党不能超越国家的宪法、法律而活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过30多年的立法进程，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理想的法制秩序并未建立起来，法律权威更未能满足社会的普遍期待。比如疑罪从无，难罪从轻以及法官自由裁量就是形式法治所体现的司法规律，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加以拒斥和摒弃。

毛泽东、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是几位曾经被公认的典型代表。在当下中国民主法制发展的重要关口，实在大有必要充分梳理并学习乔石的重要民主法制思想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秦前红《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上、下）在初夏之际由官方隆重出版发行，这既是对乔石这样一位曾经多年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领导人所表达的崇高敬意，又是在中国民主法制（在最广义层面，法制包含了法治，为了与乔石文选用法保持一致，故用法制这一话语）走过60多年风雨历程后的一个颇具深意之举。1949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绍禹（即王明）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4）执政党的活动要以法律为依据，活动的载体是国家代议（代表）机关。没有法治的权威，社会既无稳定的预期，也无长治久安可言。

《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公正，其职能重心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具体而言，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于现政权和现存政治秩序的信仰、支持和认同，体现为执政党获得支持的程度、领导的合理性、权力的合理性和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的精神，来从事法制建设。这不仅造成党政关系混乱，弱化司法机关的权威，甚至造成诸多冤假错案。

研究政法干警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素质、提高本领的目的和要求等等。人民群众越是关心国家大事，越是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就越有利于我们国家事业的兴盛发达。

第二，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第一，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人民的司法工作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为此，它意欲摒弃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而这其中最首要的是废除旧的法权。执政合法性一般指一种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志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

1990年3月6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个体制从此一直延续至今。这份文件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修改，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的圈阅，同意以党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

法治从学理上说有着很复杂的表征，概而言之，法治体现为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制度化，制度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技术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越闹好处越大都是严重偏离法治精神的典型例证

预算调整、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等环节赋予财政部门的权力都过于强大，看不到多少人大与纳税人的权力。他们意识不到《预算法》直接决定了自己要交多少税、能享受什么样的公共服务。

更有人消极的认为，当前体制下，税已经被收上去了，怎么花本来就是平民百姓管不了的。因此，《预算法》修订非常应该引入公共的关注与参与。但财政部相当于国库的会计，央行相当于出纳。近些年来，财政部也在彻查小金库，规范、减少、合并财政专户。

草案第五十一条，预算收入应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金库（以下简称国库）和依法设立的财政专户，草案新增了财政专户。事实上，国库之外，本不应该再有财政账户，近十几年以来，各部门、各级政府设立于央行国库之外的财政账户多不可数，多到上级政府及中央财政部门都搞不清楚的地步。

无论是近几年被屡屡提及的税负过高、国富民穷，还是财政部门的年终突击花钱、私设小金库，还有那数不胜数的政绩项目、脸面工程，其背后与《预算法》的失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主管财政部预算司的高强概括总结为：预算编制完整性、预算管理执行、财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的债务、预算监督和违法行为、预算公开等六个方面。

在技术细节的处理上，行政部门立法中随处可见的万能授权条款，难觅身影。至此，新一草案全文终于为公众所知。